从美日同盟到美日澳印“四边”,日本啥意图?

BR88

2018-11-03

同时,还要进一步推进连接中小企业的专线提速降费,降低中小企业信息服务的成本,支持大中小企业的融通发展;三是推进标识解析体系建设。

  灯光闪亮的舞台上,长发披肩的笑楠自信地与搭档串词互动。

  这股执着和男子汉无私的担当深深打动了符纯珍,最终,两人喜结连理。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表示,2017年4月您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我们全面规划了双方广泛领域的合作。目前,双方正在商谈关于推进芬中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工作计划。相信这一计划将为芬中务实合作指引方向,推动双方合作取得更丰硕成果。  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表示,祝贺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我谨向您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和美好的祝愿。

  南越国时期,广州地区的水井修造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王宫遗址中发现了三口当时的食水井和两口储水井。但由于数量少,食水井又基本位于主要的宫殿位置附近,可以判断它们能提供的水量应该还是有限的。

  在招揽教练团队、情报搜集、球员选择、医疗保障、球队管理等方面,里皮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这将有望根治长期困扰国足的管理顽疾。当然,必须正视的是,里皮不是救世主。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由残疾儿童监护人向残疾儿童户籍所在地(居住证发放地)县级残联组织提出申请;残疾儿童监护人可委托他人、社会组织、社会救助经办机构等代为申请。

  2007年12月,陆益民加入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担任高级管理职务;随后,陆益民出任中国网通集团党组副书记。在2008年的电信业重组中,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合并,正式组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0月25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时透露,希望建立日美澳印四国首脑级战略对话,以南海经印度洋至非洲为中心,推动实现自由贸易,顾及防卫合作。 表达这一“希望”的背后,日本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众所周知,战后迄今,强化日美关系是日本外交不变的轴心。

美日关系历来由两根支柱支撑:防卫和经贸。 在防卫合作方面,奉行“美国优先”战略的特朗普一上台即公开要求日本提供更多驻日美军费用,遭到时任日本防卫大臣的稻田朋美的反驳。

自2013年起日本防务费用逐年攀升、2013年《防卫白皮书》首次提出“独立强军”路线,蕴含着对美国能否真正“保护”日本的担忧。 而且努力获取美国保护,也是日本朝野的共识。

日本读卖新闻和共同社曾经做过的民调显示,逾75%的受访者希望强化美日同盟。 2017年9月6日,自民党前干事长、前防卫厅长官石破茂在朝日电视台甚至公开质疑“无核三原则”,即“不持有、不制造、不运进”,表示应就是否在日本国内部署美军核武器展开讨论。

对美国而言,由于英法等北约盟友对强化防务态度消极,导致美国在北约的防务费用占比达73%。

美国希望28个北约成员国能够将GDP的2%作为防务费用,但目前仅5个国家达标。 特朗普上台后曾表示:“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所有北约成员国必须严格、完整地达到他们的财务贡献要求”。

因此,强化美日同盟、打造“亚太版北约”,让日本“顶上来”,也是美国的需求。 加强美日澳印军事合作,打造“美日+1+1”同盟,是日本致力于推行并得到美国欢迎的战略。

在经贸方面,同样基于“美国优先”的考虑,特朗普在竞选时即宣扬“用美国货、雇美国人”,并承诺,若当选总统即退出TPP。

安倍在特朗普尚未正式执政时即访问美国,试图说服特朗普改变初衷,就是因为TPP对于日本而言,不仅事关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即“结构改革”能否奏效,而且事关能否和美国形成“经济同盟”的问题。

本次大选胜选后,10月23日,安倍即会见了作为企业和政府之间纽带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商工会议所、经济同友会代表,表示即便没有美国,日本也要力促TPP各国在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之前达成原则性协议。

但问题是,如果这一目的能够达成,则不能排除处于TPP内外的日本和美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

尤其是汽车贸易摩擦,可能重蹈覆辙。

怎么办?“另起炉灶”,构建日美澳印四国首脑级战略对话,在顾及“防卫合作”的同时实现“自由贸易”,“一石二鸟”,无疑是不错的选择。 另一方面,进入本世纪后,日印关系不断得到加强。 2000年8月日本首相森喜朗访问印度,将日印关系定位为“21世纪全球性伙伴关系”。 2005年4月小泉纯一郎访印,双方同意将日印关系定位于“亚洲新伙伴关系”。

2006年12月,印度总理辛格访问日本,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 2014年莫迪上台后,将印度上世纪90年代初推出的“向东看”政策(LookEastPolicy)转变为“向东行动”(ActEastPolicy),并强调印度与日本的关系已从“战略性全球伙伴关系”上升为“战略性全球伙伴特殊关系”。

新增“特殊”二字,表明两国信任的加深。

按照被称为“自民党机关报”的读卖新闻的:“随着日印双方进一步将眼光聚焦在正在东亚不断崛起的中国,印度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似乎到了绽放的时刻。 ”同时,2014年日本将“武器出口三原则”改变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印度是一个潜在的市场(尽管印度不仅要货物,而且要技术的要求,令日本左右为难)。 更重要的是,在“日美同盟+1”战略中,印度作为“1”的地位日显提升。 今年7月,美日印三国在印度孟加拉湾举行的“马拉巴尔”中,自1992年以来首次进行航母联合军演就是例证。 尽管如此,对日方提议将日印外交与防务部门的“2+2磋商”从副部长级升格为部长级,印度并没有给予积极回应。 另一方面,日本和印度存在“政热经不热”现象。

日资企业对印度态度消极。 今年9月中旬安倍访印,为日本以极优惠的条件投资建设的印度艾哈迈达巴德至孟买的高速铁路奠基仪式剪彩,试图强化经贸合作的意愿极为明显。 因此,实现“四国首脑级战略对话”机制,同样有助于日本获取“一石二鸟”之效。 在澳大利亚方面,早在2014年,安倍访问了澳大利亚并和澳总理艾伯特大秀“友谊”。

这是时隔12年日本首相再度访澳。

今年1月14日,安倍再次访问澳大利亚并与澳总理签署了推进防务合作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

作为日美同盟的重要补充,“日美同盟+1”的“1”,首选就是澳大利亚。 同时作为澳大利亚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国,日澳之间的经贸关系原本就很密切。 必须强调的是,2016年安倍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河野太郎的上述“希望”就是为了推进这一战略,即通过防卫和经贸两条途径,将“日美同盟+1”的“三角形”整合为美日澳印“四边形”。 至于是否有牵制甚至遏制中国的意图,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何况日本首相官邸消息人士明确表示,安倍的战略就是“组队”应对中国。 对日本的这一战略,中国如何应对?古人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既然日本欲在印度洋太平洋“兴风作浪”,中国的不二选择只能是继续加强现代化国防建设,不断提高防卫能力。

(冯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栏作者)本文系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海外视野,中国立场,登陆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海外网或“海客”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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